这样做往往导致无数无辜的平民伤亡，只以战争胜利为目的，只论事不论人，这就是“以事论事，以理论理”的行为后果，由此你也就不难理解一次“太平天国”的内乱就可以造成那么多人死亡的原因了。
所以你才会看到儒家的“理性”学说发展到清朝、民国时期已经发展到极端，既而出现的社会现象也都表现出极端致极的现象。
翻开历史，你会看到清末有“义和团”这样的民间组织，这种纯粹民运行为的组织，打着“以义和理”的所谓的正义之旗，却即倾心于正义皇权，又致力于为自由而战，“以事论事，以理论理”，不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看问题，只是直观的“以理论理，就事论事”就认定自己的行为是“正义”之举，盲目对基督教士宣战，殊不知这是东西方文化之战，东西方思想之战，呈一时之勇，得万世泯灭，最终导致“义和团”的灭亡，创成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亡。
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起义军都有一个通病，一方面要争取自由，另一方面又要维护“仁义道德”，倾心于皇权，这种矛盾的心理在所有起义者身上都能看到，这就是“理性思维”结的苦果。
中国传统封建理学发展到后期已经到了无法自救、无法止蚀的地步。发展到民国，汪精卫在儒家理学“和为贵”的思想作用下，创建了当时世界最大，人数史无前例的伪政府，汉奸走狗创世界之最；蒋中正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发动内战，排除异己；把中国封建理学推上了极端。
“理性思维”本来就是产生于“合于二”的二元方fǎ_lùn，其实际内容就是一种混淆不清的学问，源于阴阳相吸的反正理论，这种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敌我不分，化敌为友，所以才有中国人强词夺理的汉奸论调。
因此上说中国人必须踏过二元方fǎ_lùn，迈进到“分于三、成于四与结于五”方fǎ_lùn的位置，不然最好不要发动战争。
因为战争的动机可以是二元论，战争是你死我活的单行线，但是在战略上不可以用二元论，战略部署不是单行线，战略需要第三只眼看世界，特别是战争处于混乱状态下更不可以用“合于二”的思想方法来看待战场上的问题。
原因就在于理性思维是一种单项思维、轨道思维、惯性思维，思想方法朝一个方向发展，非常容易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激发人们虚拟的爱国热情，以及所谓的民族情绪，致使群情激愤，甚至是胆大妄为，冲动下破坏力极速向一个方向发展，形成瞬间的辉煌胜利，或导致无谓的破坏。
但是反过来如果你持理性思维，一旦发动战争，如果不能在极短的时间里鼓起全部的民族情绪，将爱国热情推向一个空洞的核心空间，势必又会导致核心力量的外泄而出现反弹的力量，进而触发二元反正思想的爆炸，激发反弹之力，引发反正思维，不前进必后退，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这是因为理性思维是很原始的思维方法，力求用最直接，最简捷的方法达成最佳目的。这是人类发展进程中最初始的一种冲动，这种思维方法一旦激发就是一种勇往直前的概念，简单明了一条直线跑到头，否则就是反正过来，跑向另一个极端。
古代中国人“原始理性”的思维方法非常浓重，所以你会看到英雄与汉奸只在一念之间产生。
美国人也最具有这种思想方法，美国是个新兴移民国家，其主流思想来自西方哲学，但是这个国家在思想方法更多应用的是现实主义精神，在方fǎ_lùn上更多应用的还是理性思维，特别是国际关系上美国应用的就是直观实现主义的思维方式。
美国在对任何与自己利益攸关的事情上都持直观唯物主义思维，只将利益最大化置于看待事物的前置位置，“以理论理，就事论事”。
但是就世界文明的发展而言，你不能用理性的直观思维看待世界上的一切问题，美国人认为世界安全与他们利益攸关，全世界的事情都应该插手，这是标准的原始理性加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用直观思维，两只眼看世界，直观的感受来认定世界的黑白，这种思想方法又叫直观实用主义思维方法。
美国人认为世界不完善，就想用自己的直观思维来设定自认为直观合理的世界标准，并用自认为直观合理的标准来约束世界上的所有国家。这完全是“就事论事，以理说理”的理性思维模式。也就是大家都用两只眼看一件事情，大家都看到事物表面是白的，事物内部是黑的，所以就事论事，以理说理，既然大家都是一个概念，那么大家都看到的一个事物“表面是白的，事物内部是黑的”就是标准，这个标准既定为事实，任何人不得改变，如果你要改变既定事实，我就把航母战斗群开到你的家门口。
这就是原始理性的可怕之处。
西方人多数都是实用主义者，特别是现代美国人，美国人把直观实用主义用到了极致。
(二)、
在这一章里我们还是继续探讨方fǎ_lùn，这是因为思想方法是人类行动的指路明灯，思维方式是人类的行动指南。
在当今世界文化的思想方法中，“分于二”与“合于三”已经被人类广泛应用，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在广泛的应用这两种思想方法。
不管是哲学还是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