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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者气得说不出话来，这时，范志完钻出轿子，指着那群人大喝：“大胆刁民，竟敢光天化日之下妖言惑众，快给本官拿下。”
众人愣了一下，那个讲演的中年书生挤到范志完面前，很恭敬地施礼说道：“大人一定是大官吧，听口音是河南人，草民不过是想换个天而已，不算什么大事，闯贼正在河南肆虐，大人何必在山西闲得无聊，还是早点回老家剿贼吧。”
范志完气得暴跳如雷，那人的脸色突然一变大喊道：“这是一条朝廷的走狗，把他赶出山西去！”
众人一涌而上来抓人，差役们马上嘻嘻哈哈溜到远处，范志完见势不妙，吓得连轿子也不要了，拨腿就向城门跑，身后传来阵阵爆笑声。
范志完再不敢出巡抚府啦，山西这个鬼地方刁民太多，背后还有黑后台，不好惹呀！这时京师正好来信——他的恩师周延儒打点好关系，要他马上到京师另有任用。
范志完长嘘一口气，总算脱离苦海了，马上拍屁股走人，也幸亏走得快，范二喜隔天就带人到太原抓捕通贼嫌疑犯，没有抓住范志完，但在巡抚府搜到两封毛猪头的信，范二喜大功告成也懒得找范志完——有这两份书证足以告山西巡抚通贼，朝廷这回要颜面扫地。
山西舆论沸腾、巡抚范志完滚蛋，平阳会馆内欢声一片，其实这件事与丰州关系不大，李槐早已下地方考察新政，顺便赶往大同参加议事大会，从头到尾都是一帮山西人自编自演，舞文弄墨的果然是高贺，这家伙利用公民党分理山西党务的身份，精心炮制出《明皇开国暴行考》，而《晋报》的后台老板则是一帮山西自由党人，手里的实料绰绰有余，幸亏官府没告他们诽谤，否则朝廷还得丢人。
大同，李榆不费力就筹到了一大笔钱，商人们几乎追在屁股后面要借钱给他，条件只有一个——把解州盐池卖给他们。号称契约第一行家的刘天任认为这桩买卖不合法，丰州有《私产保护令》，解州盐池归朝廷所有，其权利也应该得到保护，没有朝廷的诏令和授权，一个关外总兵显然无权处分。商人却很实际，这年头谁能打谁说了算，鬼知道大明朝廷还能挺几天，先吃进嘴里再说，硬拉着李榆签契约，而且要刘天任做中人。李榆也不承认违律，官军是朝廷的，凭什么让他掏钱给朝廷擦屁股，借债还钱天经地义，朝廷不掏钱就拿国有资产抵债，大笔一挥钱财到手，这个二百多年的大明央企就被私吞了。
有钱好办事，关内三镇马上散伙，山西镇最好办，王国梁、孙显祖一伙人领着士兵常年做生意，自己赚钱养活自己，朝廷从来不管他们，不存在欠饷问题，松锦大战他们又没去，也不存在抚恤。归化交易所的黄主事还向王国梁建议，成立山西军商股份有限商社，把股票推上市，没准还能大赚一笔，军商头目们财迷心窍，决定聘请黄主事做商社参议，全面启动股份上市计划，一点没给李榆添麻烦。
大同、宣府两镇官兵的生活很苦，但当兵的通情达理，只要求补发三个月欠饷和补偿三个月军饷的散伙钱，战死将士的家眷也只要求一年的军饷作为抚恤，当然必须是归化伯的人亲自发放，不能由文臣、军官过手。大家拿到钱就跪在地上磕头谢恩，李榆觉得心酸，差点跟着满地的男女老少一起哭。
进了十二月，山西联防总局、各级议会的头目还有宣府知名士绅陆续到达大同，针对丰州唯利是图、不讲大义的本性，还带了账房先生——丰州开会其实就是各方势力讨价还价，早去可以探听风声、拉帮结派，不争不抢肯定吃亏。丰州也在精心准备，主要官员提前到达大同，住在总兵府内日夜商讨对策，议事院的议事官还悄悄统一了口径，双方的刀子越磨越亮，就等着从对方身上割块肉。
山西人尝到新政的好处，没有朝廷的压迫，自己的事自己做主，还可以不交税，这种无法无天的好日子几百年也难得一遇，但新的威胁来了，曾经祸害山西的闯贼突然实力暴涨，号称有兵五十万，横行河南见谁灭谁，朝廷的剿贼大军像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河南失陷几成定局，想到流贼吃光了河南，像蝗虫一样扑向山西，士绅们就觉得心惊胆战，朝廷指望不上了，把丰州绑上山西这条船才最安全，不过大家都不想掏钱，甚至还打算从丰州再捞点好处。宣府是个军镇，穷得根本无法自立，而且还没有改制，士绅的态度最明确，跟着山西走，山西人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
内忧外患之下，宣大各镇合为一体才能共存，但具体问题很复杂，首先，四家合成一家，权利如何分配？丰州力主的地方自治适合于小国寡民，未必能用于地广人多的关内，甩掉明国的官僚系统，自己就必须拿出治理地方之策；其次，庞大的军费如何分摊？地方肯定不乐意掏钱，但丰州军总不能自带钱粮给人家看家护院吧；还有，边境的关钞税怎么办？商人们肯定不愿缴，但这笔税款占了总理府收入的三成，没有新税源弥补动不得……，而最大的问题是人口悬殊，原以为经过十几年的战乱、灾荒，山西、宣府只剩下四百万人，但实行新政后又冒出来大量人口，两者实际人口接近五百万，相比之下丰州人口才一百余万，内部还有若干族群，一贯坚持的制衡之策该如何调整？
角逐实际上提前展开，双方阵营里都有老谋深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