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由于教育与现实的现实问题，对理性思维与人性思维的宣教并不重视，很多人不理解什么是理学思维与人性思维。大多数人认为理性思维就是遵循理性判断，顺应规则制度的思维方式，而人性思维则是遵循人情世故，顺应人意的思维方法。
其实恰恰相反，在理性思维的思想方法中，更多体现的却是以“理”治“人”思想方法，这个“理”就是理性思维，来源于阴阳二元论，是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其原理来自中国的《易经》，形成衍生概念，则来自老子的《道德经》与孔子的六经。
理性思维遵循的是两点一线，中庸不偏，上善若水的思想方法，核心价值是遵循顺应天理，以“理”治“人”，而不是以“法”治人的思想方法，也就是《易经·系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天理已定，顺其自然的思想。在一切都既定的思想方法下，顺应人情世故，顺应天理，没有规则可循，一切以自然规律、道德标准为准绳处理问题，化解矛盾，这种思想方法往往是“人治”天下的思想方法。
而在人性思维为主导的国家，恰恰相反，凡是用哲学思想为政治理念的国家，反而摒弃封建礼教思想的存在，涶弃封建礼教的思想意识，不认同顺应天理、顺应民意的思想主张，在哲学体系健全的国家反而更加强调法制与规则，更加重视全民的法制意识，不认同人情世故，顺应天理，道德标准等等个人直观意识，不认同个人意识主导国家意志，所以你会看到在有神宗教的国家、在三权分立的国家鲜有个人崇拜，而在无神宗教国家，在二权合同的国家个人崇拜很普遍。
原因就在于有神宗教崇尚自我意识，无神宗教崇尚集体意识。崇尚自我意识者必然追求私人利益，为了达到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就必须推崇个人英雄主义，膨胀心中的自我之神，自我崇拜，这是有神者的心理表现。这种心理表现，你可以通过西方电影了解到，在西方影视中个人英雄主义者是高大上。
而崇尚集体意识者必然追求共有利益，为达到共享利益的目的，无神论者必须塑造出一个个无私贡献的公共形象，让众人崇拜，这是无神者的心理表现。这种心理表现，你可以通过东方电影了解到，在东方影视中集体英雄主义者是高大上。
但是，人类的愿望与现实往往不成正比，人类的越是期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现实往往是有福难同享，有难不同当，越是崇尚集体意识者，追求共有利益的人群，反而越是权利集中，越容易让少数人享受多数人的利益。反倒是处处强调分餐制的，崇尚自我意识者，与追求私人利益的人，更能实现人人平等分享的均等社会。
理论与现实往往开玩笑，雄厚的理论往往被现实践踏的薄如废纸。
其实，人性思维的本意就是以人为本原，在充分满足人类自我意识的状态下，运用人类智慧，用人类特有的爱心尺度，制定最适宜人类遵守的法律法规，行为准则。真正的哲学思维并非人人可以自由行为，而是人人可以自我意识；头上三尺有神灵，人人都可以有自我意识，但神灵不可以是自由裁判的。
越是哲学体系完善的国家，法制体系就越健全，行为标准就越科学完善。如英、德、瑞士等国家，民众的自我民主意识很强，但是遵守法律法规的意识也很强，民主意识并非理性思维的人想像中的那样，可以无节制地自由自在的行为。
自由与自我是两码事，自由是行为反应，自我是意识形态。
自我是信仰，是精神面貌、灵魂理念。你可以自我信仰，但不可以自由反应。
由此可见，真正的人性思维是对法律制度的意识维系，是对法制意识的自我强化，以及社会强化，而决非理性思维者认为的顺其自然，自由飞翔。
反倒是持理性思维的人群更多的忽略法制规则，强调顺其自然，强调仁义道德，讲究人情世故等等人治的思想方法，忽略法制是维系社会次序的重要手段，忽略监督管理是健全法制社会的唯一手段，忽略遵守法律是人人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古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曾经有过法治思想，但终因其思想源头《易经》中先天缺失有“神”思想，先天缺失人类本应该有的“自我”意识，导致法家思想无法形成一种完善的思想方法，最终于秦未结束其上层建筑的政治进程，后虽有很多法家们努力争取再次得到社会的认可，但终因理论基础不完善而无法重新回到上层建筑中去。如王莽维新，王安石变法等等，都没有进行到底，原因是什么？
原因很简单，就是在没有自我意识的政治体制下，人如机械，将人与物质同等看待，忽略人性存在，这种法制建设必然缺失合理的人性化设计，将人与物质同等对待，设置出来法律法规必然存在机械式管理体制，难以科学合理的顺应人意，让人人适宜。
西方人的法制意识之所以强烈，就在于西方人的哲学体系是完善的，西方人认同人人头上有神灵，认同灵魂与精神是支配人类文明意识的自我感应，反省人类自身的意识缺陷，认同人与自然存在先天不足，存在先天缺陷，所以西方人从小接受的教育里就有反省自我，自幼乐于接受法律法规的规制，乐于规范自我行为，这与西方人从小接受事物缺陷论有关。
非洲人自我意识也很强，但非洲人由于环境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