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朱敬伦十分重视，成立了一个改革委员会，表面上以陈芝廷为改革委员会总理，而他自己则在背后把关，他得预防革新出现偏差，这是有历史教训的，每一次失败的改革，最后无不是血淋淋的收场。
所以他审定每一项改革措施。
陈芝廷根据门下省提出的各项建议，并在英国人赫德、法国人路易等一批服务于大明政府中的洋人做顾问的情况下，同时派出大量的改革委员会成员出访欧美，参观欧洲的制度，结合大明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出台各种改革措施。
政府行政改革中，针对中国人的人情关系造成的特殊积弊，一方面严格约束官员的迎来送往风气，要求官员不得大肆操办各种寿宴甚至婚庆，打着一个极其正义的旗帜，那就是既然做官了，那就是以身许国，全身心的投入为国奉献中来，不得将私情带入官场，也就是从约束官员的私人行动入手。
同时针对官员中的拉帮结派现象，官僚集团中的门阀情况，规定规避制原则。
规定在任何部门中，都不得出现主要领导人有亲戚、同乡关系，虽说传统上有内举不避亲的传说，确实存在一些一心为公的人，将自己有能力的亲人安放在合适的职务上取得成绩的例子，也有赵奢这样一心为公，连自己儿子赵括都不加以提拔，反而告诉国王说他儿子不适合的例子，但不是所有人都能一心为公，即便是一心为公的人中，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不被情感左右理智，孩子是自家的好，父亲天生就觉得自己孩子棒，那么不避亲的话，没准还会在为国提拔人才的崇高道德感下提拔自己亲属的情况呢。
换句话说，即便内举不避亲真的能得到人才，可是跟造成舞弊的概率相比，也是得不偿失的。
在掌握官员升迁任命的吏部，推行最严格的监督机制，任何官员的任命，都不得由一个人说了算，至少是三位同级别的官员同意，在提请上级官员批准。候选官员中，有自己亲戚的，老乡的，依然要规避。对每一个吏部提拔的官员，吏部要给予充分的理由，由三位官员联名写一份报告备案待查。
对官员考核体制，建立严格的档案，甚至参考軍队的职务升迁条例，对每一个官员都建立类似的政绩纪律。以此作为吏部升迁、下放官员的主要依据。
为防止吏部官员过于求稳，不敢给自己惹麻烦，而不愿意破格录用优秀人才，只会以吏部档案为根据，论资排辈的情况。制定特别人才聘用机制，特别人才不在吏部管辖范围内，而是由各部门发起申请，就该部门的弱项，提出特别的用人需求。在社会上广招贤能，甚至雇佣外籍人员。
为了解决官员的怠政、懈政问题，清楚政府中总有一批官员混吃等死的现象，推行类似明代的考成法，要求各部门官职人员，每年底做来年施政计划，计划必须符合现实，但又必须实质性提高，来年以该计划考核每个人的任务完成度，这显然是类似项目负责制的原则。
但这种项目制，对那些容易量化的部门和工作，衡量起来容易，比如教育部就可以用学生入学率来衡量工作效果，但对那些辅助和配合性的职务来说，就很难衡量了。战争中，厨子立功的几率小，但是厨子的工作也很重要。
对于那些很难出政绩的工作，则要求这些人员则以容错率来衡量。比如会计，账面上有多少钱，他才能统计多收钱，凭空变不出来钱，也就没有政绩。但他犯错的代价很大，所以这类工作，只要不犯错就可以算合格。但会计不出错，这本是工作的基本要求，长久以后，这样的部门容易变得论资排辈，让能力超强的人无法得到破格提拔。
所以又在这种部门执行一些特别规定，比如三年中未犯错的合格人员，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调到更容易出成绩，竞争性更强的岗位上。
采取了这些措施后，还担心有些有能力的人过于求稳，不敢锐意进取，在政府中引入竞争性原则，对每一个政府职员，如果三年内都没有得到升迁，要进行重新考核，如果不是客观原因造成的问题，比如其他人都很优秀，实在是没有空缺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人要降级，也就是说三年得不到升迁，就必修降级，连续两次降级的人，则予以清退。
这样通过制度，逼迫每一个人不但要兢兢业业做事，简直是要让每个人都要拼命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中国的官场，别说开除了，就是降级都很难接受，是有只能上不能下的潜规则的，一个人一旦降级，那是巨大的打击，基本上可以说前途无望了。
政府革新的这些措施，是对这些年来弊政的总结，对中国的人情社会文化，十分有针对性。但又严格遵循数字化和精细化管理的原则，在这方面，赫德等洋人顾问认为，大明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规定都要详细和严格。
但谁叫大明是一个人情关系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要复杂的国家呢，所以就要比更重视个人的西方政府，采取更严格的监督措施才行。
行政改革才刚刚开始，要完成改革至少要两三年时间，要收到效果恐怕得等更长时间，但另一项改革收效却很快，那就是司法改革。
大明的改革始终以稳定为基础，在司法制度上的体现就是，大大保留了就有的法律制度，法律内容上几乎沿用明清法律，只是在当时将一些不符合时代的刑罚手段取消了而已，比如最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