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意思是以后港区的司法要改变？”
赫德
朱敬伦点点头，得承认清朝司法制度的落后，这不是大清律法律条文的落后，而是一整套司法运行程序的落后，县官开堂审案的方式该改一改了，但要一刀切的更改，朱敬伦没有那个人才储备，手里就没几个法官可用，二来引起的动荡也太大，在他跟清政府撕破脸决裂之前，他绝对不想要任何动荡，所以从港区开始，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就仿佛后世的特区，是一块试验田。
“你得摸索出一套适合我国现有司法制度的现代体系出来，我看香港摸索的就很不错，普通法的包容性可以将大清律例包容进来，这是我国传统司法和现代司法的完美结合，你可以从香港挖来一些人用用。”
香港司法制度英国人已经摸索了二十年了，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但还不够完整。
英国人对待殖民地的态度，有些漫不经心，只考虑收益，尽量降低成本，所以英国殖民地上大量保留当地的传统法。
恰好英国的普通法体系，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司法制度，它不是成文法，不是由那些专业知识极强的法官一次性系统性的制定出来，而是按照习惯法不断的积累判例形成，可以说这种司法制度可以套用任何国家的法律条文。
这种司法制度，对法官的专业素质要求可谓最低，而且相对来说公正，公正并不意味着正确，公正是一种感觉，老百姓觉得公正那就是公正，哪怕你打了他五十板子他也觉得公正，不公正了，哪怕你给他万两黄金他也觉得不公正。
中国后来的司法体系是照搬的大陆法系，由最专业的人士制定最专业的法律条文，但问题是，这些条文未必跟老百姓的认知相符，老百姓认为严重的罪行，西方的法律观念并不认为严重，老百姓认为无所谓的事情，西方人认为很重要，那就是重罪。
比如盗坟掘墓这种事，老百姓认为是最为严重的罪行之一，但是西方法律制度中并不认为这是什么重大的罪行，因为西方人没有厚葬的传统，不管是国王还是普通百姓，一死都埋在教堂的公墓中，顶多埋一些过去用过的用品随葬，骑士最多也就埋一把剑，盗墓贼根本就没有盗墓的动机。
而中国讲究厚葬，所以盗墓贼出现的很早，很普遍，文化中慢慢就认定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罪行，严重程度甚至远在打伤人之上，甚至在大多数人的道德观念中，挖人家祖坟比杀人还严重，说句不好听的，如果满清制定一条谁贪腐挖谁家祖坟的律条，恐怕这比流放给披甲人为奴的威慑力更大。
中国古代的法律，以法家最先制定，后来又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宋代中国司法已经完善，执行宋刑统的包拯等人名垂千古，至少说明一点，这套法律在合理的人手里，能让老百姓认同，之后历代相互参考沿袭，明代时候的法律条文完善的程度，让清朝统治者几乎无法删改只能照搬，大清律跟大明律相比，基本上只是在个别律条上进行了处罚轻重的调整，而整条律文基本上照搬了。
可以说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中国法律体系在法律条文上，是非常符合中国文化的，最值得称道的是，儒家希望事事强调人情，法律中的主旨思想是从情感出发的，以中国的孝道伦常为纲领。
朱敬伦觉得，一个法律是不是公平，不是让法律专家来看的，而是让老百姓感受到的，如果老百姓感受到不公平，即便法官判的在符合法律精神，那也是白搭。
比如儒家出于保护人伦考虑，有亲亲相隐的原则，父亲如果犯了法，儿子是可以不举证的，而且不会被法律追责，这显然是出于照顾人情，很适合中国社会的习惯。真到了让父子反目，夫妻相互告发的时代，那就真的是一种人伦的悲剧了。
英国的普通法和大陆的罗马法谁更先进，这一点朱敬伦不是法律专家他不懂，他知道中国法律体系，跟这两种法律体系都不一样，但又兼而有之，历朝历代都制定本朝的法律条文，但同时又带有附例。
英国普通法以不断的积累案例为完善的方法，可以说法律条文就是这么一次次由老百姓组成的陪审员制定出来的，即便遇到从未遇到的案件，也是由老百姓根据自己的观念来判定，灵活性很高，而且出自普通百姓的观念，基本上是能得到大众认可的，那么他不管严不严格，先不先进，他能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就好。
管子曰：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为政之道在顺民心，管子的话，朱敬伦还是很认同的。
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古代法律，都是律例结合，案例也是在不断的累积，比如大清律例，雍正三年时就有八百十五条﹐到同治时更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条，例的数量大大多於律条。
不同的是中国律法中的案例，不是陪审员裁定，而是县令裁定的，不管是谁来裁定，总之在形式上，都是尊重案例的。
这一点跟英国法律体系更为接近一些，这也许是英国司法在香港执行很良好的原因，根据正式记录，香港完全废除大清律例是在1971年，整整沿用了一百多年，如果能达到香港的20世纪70年代法治水平，应该说还算是成功的。当然那时候的香港贪腐成风，那又是执法层面的问题了，跟司法关系不大。
总之朱敬伦认为英国法系跟中国法系融合性更高一些，都是包容性很强的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