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9年，苏格兰商人柯林坎贝尔成功说服了瑞典国会，取得了在东方贸易的特权，将瑞典东方公司改组为瑞典东印度公司，专营东印度贸易，其实主要是为了跟中国贸易，因为瑞典东印度公司历史上共有138次远航，其中132次来到中国。
当时的瑞典对来中国贸易极为重视，甚至为此在起航前，瑞典国王就册封柯林为爵士，柯林则加入了瑞典国籍，并搬到了哥德堡，所以他策划的第一次远航的船名就叫哥德堡号。
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中一度十分成功，长期仅次于英法两国，排在对华贸易的第三名，而且跟第二的法国相差不大，跟第一的英国相比也相当与英国的七成，赚取的利润甚至可以说让瑞典完成了工业原始积累，每一次成功的远航带回去的收益，都高于瑞典国库的收入，也难怪他们的国王甚至在出发前就愿意封柯林坎贝尔为爵士了。
只不过可惜的是，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印度这个后方基地，并且发现了鸦爿这个贸易利器之后，渐渐的就在对华贸易中一枝独秀，丹麦、瑞典这样的小国渐渐从对华贸易中退出，连法国一度都退出了对华贸易。
瑞典东印度公司也在1813年解散。
瑞典东印度公司是解散了，可是因为公司当年的贸易而发家的许多家族还在，这些家族的发财梦也依然在，很多家族心中依然有一个中国梦，希望能再次重塑对华贸易的辉煌，或者说希望再次发财。
阿道夫坎贝尔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祖上正是开启瑞典东印度公司首航的柯林坎贝尔，他们家族也一直都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之一，同时还继承者瑞典爵士头衔。
但就跟英国一样，随着瑞典进入1850年代，开始了工业革命，贵族就慢慢的没落了，新兴资产阶级成为新贵族，让老贵族一个接一个的破产。
坎贝尔家族也遭遇到了经济危机，维持贵族奢靡生活让他们家族负债累累，到了阿道夫之时，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要么眼睁睁看着那些大腹便便的银行家收走他们家的庄园，豪宅让他们家族颜面扫地，要么就重新奋斗发一笔大财，就在穷途末路的时候，阿道夫看到了他的祖先柯林留下的日记，祖先在中国大发横财的那段日子让他怦然心动，竟然萌生了重新来中国淘金的念头。
于是年少无知的阿道夫破釜沉舟孤注一掷，抵押了自己继承的家族房产，租了一艘二手破船，雇佣了一些头脑不太清楚的酒鬼，带着鲁滨逊一般的天真梦想上路了，他的船上装载着工业革命初期瑞典的粗劣工业品，一些简陋的服装，钟表，甚至还异想天开的弄了几十套瑞典木材打造的家具。
可想而知这样的贸易旅程，姑且不论旅途的艰难，即便到了中国也会赔的底掉。
更悲催的是，他来到中国，正好赶上了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爿战争，结果连广州都没进去，就一直滞留香港，他最后穷到别说给船员发工资了，连吃饭的钱都快没有了，那群酒鬼好几次都要殴打他。
等到朱敬伦开赤湾港办厘局，阿道夫才算等到了机会，自以为春天来了，熬出头来，带着那些不伦不类的商品，鼓动起了船员们最后一丝希望，驾船到了赤湾，结果当然是最深的绝望。
就在穷途末路之际，他想起了他祖先柯林日记中记载的，多次帮助过他的潘家。那本日记他在前来中国的苦闷旅途中多次通读过，而且他还贴身带着当年潘家跟柯林通信的一些信件。
怀揣着最后一丝希望，他多方打听之后，敲开了刚刚在赤湾开张的潘仕成假借的同文行的大门。
对于这种落魄的西方小国商人，潘仕成见的并不算少，他起初也没有在意，随便招待着阿道夫一行人，同时派人回广州跟本家确认一下，看这些人是不是骗子，结果本家一些老人还真记得几十年前瑞典东印度公司的事情，确认了阿道夫并不是骗子，带来的书信也确实是潘振承的笔迹。
热情好客是中国人的传统，尤其是这种有钱人，此时看到一百年前的故人后代上门，感觉仿佛就是穷乡僻壤的穷亲戚登门求助一样，已经转变为读书之家，并且培养出了四个翰林，六个举人的潘振承家族，善心大发，请求同族潘仕成帮瑞典人一把。
本家的要求潘仕成不好拒绝，毕竟自己接手了人家的所有生意，也就随便扒拉了一下，破费了点浮财收下了阿道夫那些破烂货，打算锁在自家的仓库里任其腐烂，同时也跟阿道夫他们聊了聊。
多少知道了一些瑞典国的故事，知道瑞典国在古斯塔夫时代也曾经阔过，在之后的岁月中也多少保存了一些北欧霸主的余威，但也仅此而已。
巧的是，朱敬伦确定修炮台之后，秘密找了他们这些行商商量，本来主要是找伍家的，因为伍家跟美国人的关系朱敬伦知道，也知道通过旗昌洋行，伍家在美国颇有能量，但是作为同行，潘仕成打听到了这个消息。
他又得知瑞典人擅长造炮，向来善于钻营，且还没有度过耆英获罪带来的危机的潘仕成急需要找到一个新靠山，朱敬伦这种小官他自然是看不上的，但是他知道朱敬伦背后站着的是已经荣升两广总督的柏贵。
出于巴结柏贵的心态，他主动找上朱敬伦，向朱敬伦推荐瑞典人。
结果朱敬伦对瑞典十分感兴趣，跟阿道夫等人秘密交谈了一次，就确定由瑞典人负责帮忙建造炮台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