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里伍崇曜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又听朱敬伦道：“不过怡和行这个招牌还是可以用的吗，令尊用一辈子把这个招牌做成了金字招牌，丢弃了岂不可惜。”
听到这里，伍崇曜更是惶恐，又一次叩头：“大人还是饶了小人，不瞒大人，家父生前宁可破产也想丢了怡和行这个招牌，小人若是在用这招牌，那就是不孝之子啊！”
朱敬伦愣了愣，伍家到底受到多达刺激啊，伍秉鉴竟然要把自己一手打造的金字招牌，当成烫手山芋？
有些情况不在其中就不解其意，十三行的行商在第一次鸦爿战争之前，确实十分风光，但是一旦清政府遇到麻烦，他们就是待宰的羔羊，发生天灾了他们得出钱，发生战争了，他们得出钱，出钱不利索了，没有满足官员的预期，更是有可能被捉拿问罪。
当然清政府的专卖保护，确实让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享有巨大的专卖利益，也就是扬州的盐商能跟他们相比。
乾隆年间盐商、行商这些专卖商人的日子还算好过，乾隆朝之后整个清朝就开始走下坡路，这是传统封建王朝的规律，兴衰交替。
根本原因就是人地关系发生了变化，前期人口不断增长，因此生产增加，国家变得富裕。可是人均技术水平并没有提高，当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口就不再是财富，而变成了一种负担。
清末人口达到四亿多，而耕地面积始终没有增加，道光年间的人均耕地只有两亩，而康熙年间超过六亩，土地是无法增加的，这种无法根除的矛盾造成中国总是兴衰更替，一次次治替。
一旦土地无法养活生活在土地上的人民，即便温和如中国人，也绝对不会坐以待毙，所以到了晚清时期，各种社会问题集中爆发，民乱不断，什么天理教、白莲教不提，太平天国就是其中的代表。
遇到太平天国这种，按照惯例朝廷也是要管行商要钱的，因为清朝吸取了明朝的经验教训，更喜欢从商人手中搜刮，从底层的穷鬼身上搜刮弄不好要付出王朝倾覆的代价。如果只是太平天国这种自然爆发的农民起义兴致的，行商掏钱也还能顶得住，不巧的是，晚清赶上了一个世界大变局，正是英法两大帝国掀起全球扩张的时期。因此外患十分严重，内忧加上外患，行商们就有些顶不住了。
早在第一次鸦爿战争之前，广州许多行长就已经变成了空架子，虚有其表，经营所得甚至不如给朝廷孝敬的多，可谓是入不敷出，许多行商那时候就打了退堂鼓，奈何入了公行，想要自由退出，官府也是不答应的。
除了极个别以贿赂官府成功退出工行外，绝大多数都没有办法成功脱身，就是大名鼎鼎的伍秉鉴也被官府逼迫着始终在做十三行总商。
有一个人尽皆知的故事，伍秉鉴家有2600万银元，合1800多万两银子，伍秉鉴表示愿意交出家产的八成，让伍家离开公行，安享剩余那两成财富，结果官府都没有答应。能让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愿意交出绝大多数财富只希望脱身的行业，绝对称不上什么好行业，起码风险已经超过了这些商人愿意承担的极限。
因为鸦爿战争的战败，在英国的要求下，清政府不得不终止了让洋人不满的公行专卖，伍家这才得以脱身，应该说是极其庆幸的，可朱敬伦竟然又邀请他们重开怡和行，伍崇曜本能的产生了危机感，这一行他打死都不想做了。
看到伍崇曜的表现，朱敬伦知道勉强他是没用的，也知道那些关于十三行的故事或许是真的，行商到了后期，真的是没人愿意干了。
但眼睁睁看着伍家放弃怡和行，朱敬伦就觉得他们好像放弃了一座金矿，他自己心里都无比的可惜。对比一下后来怡和财团的实力，而远比怡和财团更有底蕴的伍家怡和行却放弃经营，朱敬伦觉得这座金矿也许自己可以帮着深挖一下。
在朱敬伦眼中，广州十三行向来都是跟英国东印度公司一个级别的垄断怪物，东印度公司虽然解散了，但是带给了大英帝国一整个印度，可以说千倍万倍的回报了英国，朱敬伦没有那么贪婪，满清经营了上百年的十三行倒闭，他不能从中挖掘出一个帝国遗产，但至少应该让他攫取到工业化的资金。
亲自扶起伍崇曜，朱敬伦心中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
这次跟伍家合作，得到一百万银子只是小钱，得到伍家这样的巨头合伙人才是大收获，但是跟得到十三行倒闭的遗产相比，这些又都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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