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穆天宇发现的“三合一场所”问题，中央督察督办组的张书记，早就已经注意到了。
在张书记看来，穆天宇、金晨他们，虽然各方面能力很强，但他们太年轻了。
他们如果不是被一大批老干部和老将军们保护着，他们也许早就夭折了。
但张书记并不觉得他们欠缺阅历和必要的“腹黑”，是一个重要的不足。
因为他们是军人，他们不需要懂得玩弄“权术”。
现在世界上流行着一种考核人才的标准，不再是单一的智商，也不再是贡献或某种独特的能力，而是很注重所谓的“情商”。
张书记不喜欢这种归类。
虽说一个人，除了智商以外，的确还需要情商。
情商这个指标，是由两位美国心理学家约翰梅耶和彼得萨洛维于1990年首先提出，但并没有引起全球范围内的关注，直至1995年，由时任《纽约时报》的科学记者丹尼尔戈尔曼出版了《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一书，才引起全球性的eq研究与讨论。
情商（eotionalquotient）通常是指情绪商数，简称eq，主要是指人在情绪、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等。
张书记他注意到，两位美国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中，认为：总的来讲，人与人之间的情商并无明显的先天差别，更多与后天的培养息息相关。
也就是说，一个很优秀的人，他有了一定的阅历、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能够具有相当的情商。
这样来说，如果不刻意培养，情商无非只是年龄的代名词。
显然，情商是近年来心理学家们提出的与智商相对应的概念。
从最简单的层次上下定义，提高情商是把不能控制情绪的部分变为可以控制情绪，从而增强理解他人及与他人相处的能力。
戈尔曼和其他研究者认为，这种智力是由五种特征构成的：自我意识、控制情绪、自我激励、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相互关系。
而到了中国，这些机械的理论，被畸形放大，成了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冠冕堂皇之理由。
现今，虽然情商越来越多的被应用在企业管理学上。
似乎对于任何一个组织管理者而言，情商都是领导力的重要构成部分。
但是，张书记曾和杨建军老将军探讨过这个问题。
杨老将军作为哲学博士，他从更高层面上，认定江城计划，所解决的飕鷈标准问题，显然是用智商或情商取代不了的。
即使智商加情商都非常高，也成为不了优秀的职业军人。
当时，张书记不无感慨地对杨建军说：“现在，中国的官员们‘情商’都太高了！”
“是的，”杨建军同意地说：“希望这种风气，不要传入部队。”
张书记想起上次搜集到的汉中街街区商铺分布图，研究了好些天，还让肖秘书长去进行了实地核查。
结果有了重大发现。
有很多店铺，而且都是比较好的旺铺，都标注成了公共设施地带。
显然这些旺铺，形成了庞大的“小金库”。
张书记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穆天宇他们的消防改造方案，永远都不会得以实施。
他在穆天宇的方案中，看到一个比喻，汉中街现在的消防状况，如果不解决方案中阐述的问题，就将永远都会是一把达摩克利斯剑（tles），高悬在人们的头上。
这把悬顶之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掉落下来。
这是穆天宇借助了古希腊的一则故事，来形容汉中街消防改造的严峻形势。
公元前四世纪西西里东部的叙拉古王迪奥尼修斯，打击了贵族势力，建立了雅典式的民主政权，但遭到了贵族的不满和反对，这使他感到虽然权力很大，但地位却不可靠。
有一次他向宠臣达摩克利斯谈了这个问题，并且用形象的办法向他表明自己的看法。
他把宫殿交托给他，并赋予他有完全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任何**。
而达摩克利斯在大庆宴会时，抬头看到在自己的坐位上方天花板下，悬着一把沉甸甸的锋利的长剑，剑柄只有一根马鬃系着，眼看就要掉在头上，吓得他离席而逃。
这时迪奥尼修斯王便走出来说道：“这把利剑就是每分钟都在威胁国王的危险象征，至于国王的幸福和安乐，只不过是外表的现象而已。”
是啊，张书记每次看一遍穆天宇的报告，就觉得有新的发现。
他问着自己？那把锋利的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什么时候会掉落下来？
也许就在第五年的春节期间。
也许就在现在，刚才的大爆炸，会不会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事故？
此时，江城市政府、江硚区政府，以及省里的领导，又都紧张了起来。
本来，汉中街失火，也是家常便饭的事儿，有消防部队的军令状，大家也乐享其成，可以放心地大搞所谓的经济建设。
虽说也如张书记觉得头上有把达摩克利斯剑，各级官员也有种如芒在喉的感觉。
不过，江城的各级官员，不是把汉中街的消防问题，当成是高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是把张书记本人，当成是高悬在他们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他们提起张书记，就会如坐针毡、如芒在喉。
因为，他们严查谨防，把所有的张书记可能看到的“漏洞”都堵上了，却不知道张书记下步会走什么棋。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