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炀帝第三次来到江都的这段时间里，北方大地已经乱成了一锅粥。面对乱局，炀帝选择了逃避，或许，他是想坐山观虎斗，等中原诸雄相互残杀，两败俱伤。但是，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逃避往往不是应有的态度，因为这根本无济于事。）
隋炀帝第三次南下江都，无非是不愿意参与到中原的战火中罢了。三下江都标志着隋炀帝已经彻底放弃了对国家的控制权和领导权，此时的社会状态与东汉末年非常相像。皇权旁落，中央集权的向心力不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权的争夺，则即将在中原诸雄中爆发。唯一不同的一点是，这些乱世枭雄，没有人想像曹操一样挟天子以令诸侯，因为他们知道，隋炀帝和汉献帝不同，汉献帝年幼无知，这样的人最适合做傀儡，而隋炀帝早已过了做傀儡的最佳时机，且他之前的所作所为已经失信于天下，人人恨不得得而诛之，所以谁拥护隋炀帝便无异于助纣为虐，或许能得一城一地，但终究会失去天下人的拥护。“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这个道理无人不知。
自秦至清，这是中国社会一经改朝换代就要出现的现象。秦末有以楚汉为首的众诸侯之争，汉末有以曹操、袁绍为主导的群雄争霸，隋末有以瓦岗军、河北军、江淮军为首的农民战争，唐末有严重的藩镇割据现象，元末、明末皆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唯一不同的是宋朝，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北宋末年虽然有方腊起义和宋江起义，但其规模远远达不到秦末、汉末、隋末那样的乱世程度，北宋和南宋都亡于少数民族之手，北宋被金所灭，经历“靖康之变”之苦，南宋则直接被来自北方的蒙古铁骑踏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历朝历代走下来，只有南宋和北宋末年没有出现这样大规模的乱局，可以“独善其身”？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宋朝政权的特点与其他朝代有着本质区别。在封建社会这个大框架下，学术界把两宋都划入其中，这当然无错，无论是从两宋的政治建制（宋的建制虽然有所改动，但基本承唐而来）还是经济体系来看，两宋依然未脱君主**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形态，但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两宋皆已不符合封建大一统国家的概念了。因为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皆有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与之对立。北宋北方有辽，南宋北方有金，两宋西边还有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我们纵观两宋军事史，北宋在对辽和金的战斗中屡吃败仗，南宋则更是偏安一隅，自岳飞死后，便无力发动大规模的北伐。西夏政权同样不可忽视，好水川之战、三川口之战，西夏军打得宋军大败而逃，宋军主将任福战死。汉唐虽然也有少数民族政权与之并立，但在屡次战役中，汉族政权依然牢牢占据着主动权，少数民族政权的实力与其差距是相当大的，故而匈奴分裂后呼韩邪单于才会一心想归附汉朝，唐太宗李世民也才能凭借这样的差距优势成为天下共主，成为少数民族口中的“天可汗”。这就是汉唐与宋的不同。所以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没有办法构建一个辽阔的版图，只能龟缩于东南一角，北宋还好，南宋尤甚。秦汉隋唐则不然，这四个政权凭借强大的实力，都在中国大地上画下了自己辽阔的疆土，拥有着对东亚的绝对控制力。但是当一个国家的集权达到巅峰，往往就要乱自内生，因为外界没有足够可以威胁它的力量，这也是人因权力、金钱而产生的劣根性在作祟的必然结果，百姓的生活就会出现比较大的起伏。相较之下，北宋南宋反而没有那么严酷，北宋南宋的市民文化生活是非常丰富的，商业发达，城市兴旺，才子佳人辈出。以前在网络上曾经流传过一些“如果你有穿越时空的能力，你最想穿越到哪个朝代”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经常关注历史的网友都回答是宋朝，因为那是人民最富庶、生活幸福指数相当高的一个时代。所以，强硬的政治约束与生活控制只能给一个政权带来颠覆与灭亡，急政暴政导致的是万千人民熊熊燃烧的怒火，老子所讲的“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正是此理。水是天下之至柔，但同时柔赋予了水更多的韧性，所以水无所畏惧，强硬起来，水能克火，能融冰，柔弱下来，水能裹住世间万物，政治应当如水一样富有弹性，如果像坚硬而寒冷的冰锋一样，那么到头来只能与社会碰撞得头破血流。
隋朝正经历着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
以李密、翟让为首的瓦岗军率先发难。前文提到过，李密曾建议翟让攻打当时隋朝最大的粮仓——洛口仓。《旧唐书·李密传》记载：
（李密）寻复说让曰：“昏主蒙尘，播荡吴、越，群兵竞起，海内饥荒。明公以英杰之才，而统骁雄之旅，宜当廓清天下，诛剪群凶，岂可求食草间，常为小盗而已！今东都士庶，中外离心，留守诸官，政令不一。明公亲率大众，直掩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先发制人，此机不可失也！”
李密的分析基于他长远的战略考虑，攻占洛口仓的目的，正是面向当今天下最紧迫的需求——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百姓自然纷纷归附，英雄豪杰也能倾心相助，到时就有了争夺天下的资本。这样的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