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在京的贵州籍官员？”魏进贤感到很吃惊。
要说这个吴荣真是会做生意，趁着玄妙大师在聚贤楼设宴、答谢为重建梵净山出力的各位朋友的机会，竟然邀请到了在北京的贵州籍官员。要知道这年头的文化潮流都是由士大夫文人引领，若能得到他们的首肯，这茶楼的生意自然不成问题。
日头尚高，魏进贤踱着方步和周履靖、陈继儒、贾大岭一起来到茶楼二楼正对着戏台的雅座。雅座里摆了两桌，一面可凭台远眺，一面可凭栏看戏，真是个通透敞亮所在。玄妙大师已经到了，他和陈继儒、周履靖是老熟人，一见面就寒暄起来不表。
魏进贤向玄妙大师打听了一下今日赴宴的贵州籍官员都有什么人。这贵州本来就不是盛产进士的地方，此时的贵州，很多地方还都是土司统治。中了进士能留在北京的就更少。魏进贤听了一下，有分量的只有工部都水司主事杨师孔，其中大部分都是万历四十四年刚刚登科成为办事进士的雏。
办事进士和观政进士是明朝官员的岗前培训和实习制度。朱元璋在多年的实践中感到，科举制选择出的人才文才尚可，社会实践能力较差，于是在建国后连开三年科举之后停止了开科考试。经过10余年的实验，他再次感到科举制依旧是选拔人才的不二之法。于是在洪武17年重开科举考试。并在洪武18年颁布观政进士的制度措施，以期使得科举网罗来的人才有机会接触政务，在正式成为一方父母之前，具有一定的实践基础。到了明朝中叶，观政进士与办事进士逐渐成为定制。一般刚刚登科的进士，观政3个月，然后转正成为办事进士。一般2年以后才会授予实职。
魏进贤替万历皇帝松了一口气，看来万历皇帝是不用担心贵党了，想靠这么点人结党太难了，各位贵州籍的同学今后也给多多依靠座师、同年，指望同乡是指望不上了。不过，魏进贤还是惊喜地在其中找到了一个自己认识的未来大名鼎鼎的人物——马士英【2】。本来魏进贤对马士英的印象并不好，但是看到贵州籍官员如此凋零，倒是不能不佩服马士英：不易啊。
几个人闲聊一阵，吴荣带着一个清瘦中年男子到了。又是一阵寒暄，吴荣指着那位中年男子道：“这位是卢国仕【3】卢老爷，就是他走了宫中的门路，使得今上能够知道玄妙大师的心愿，降旨重修梵净山，也算一件大功德。”
众人立时围上以表感谢之情，特别是玄妙大师，感谢不叠。落座后，大家自然极自然地问起如何走的门路。卢国仕苦笑一下：“其实，也不是我奔走的。我在生意上认识一个伙伴，乃是太监的门商，因此托他走了那个太监的路子。”
吴荣：“那叫他一起来嘛，积了如此功德，着实要好好感谢一番。”
卢国仕摇摇头：“他说不方便。”
席上冷了一下，大家都不知道“不方便”指的是什么。
吴荣问：“请问这位义士大名。”
卢国仕：“此人姓张名儒申【4】，我多年来一直和他跑辽东的生意。”
吴荣又问：“不知走的是那位太监的门路。”这也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
卢国仕凄然地摇摇头：“我虽然和他一起经商多年，知道他是为某个宫内十分有权势的太监做事，因此，生意做得得心应手，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路之上无人抽税，亦无人敢敲诈勒索，我们跟着他一路，也占了不少光。只是对于他是为哪一位太监做事却是绝口不提，我们只是听说是一位鲁姓的太监。”
鲁姓的太监？大家不由开动大脑，思索起来。吴荣道：“莫不是两淮盐使鲁保【5】。”他是安徽人，对于两淮人物非常熟悉。一阵瞎猜，也没有结果，于是话题便转移了。
明代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到了明末，已经成为权贵资本主义。自明中叶自然发展而来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被统治者们敲骨吸髓，已近夭折。抛开矿监、采办、文引、各种打点等不谈，仅就商税一项，统治者们就无所不用其极。一是数额大，明文规定只需要缴纳2万两的，张口就要20万两，如此几次，哪家企业还受得了，这20万两，连规定的2万两都未必能全额到朝廷的手中，更何况加派的18万两，造成肥权贵，而国家（公共服务）和小民（价值创造者）两伤的局面；二是名目数量多，在长江行驶一天，居然要交5、6次税。因此，保护伞就显得异常重要。有了保护伞，各种税费、贿赂就会省去很多。因为收取这些税费、好处的权力，是一级一级授权，最终是由最高封建统治者——皇上授权的。在明末大地上，四处行商的商人，大多是这些权贵的爪牙，而利润也大多进入权贵的腰包。这些权贵获得金钱，并不是投入社会再生产，只是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用严嵩之孙严绍庚、严鹄的话来说就是：无处可用。而保护伞也是要比大小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核心竞争力是权力的大小。比如在封建权力的核心——北京，好财的万历皇帝，为了开自家的皇庄，拆除了福王和潞王的产业，丝毫不讲任何规矩。贵为王爷的福王和潞王自然是敢怒不敢言。
过了一阵，吴荣起身，要招呼客人，魏进贤这才发现，另一桌已经坐上两个人了。心中不由对吴荣也产生一丝敬意：这边的谈话进行的其乐融融，那边还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做个商人也真是不容易啊。玄妙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