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太祖时代，基本解决了“不均”问题，此时虽“贫”但是却“均”，“均”了，所以“无患”。所以这个时代的人对政府的怨气，是最少的，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有很多人在怀念，而且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那种“均”都被人们所怀念，所向往（即使在今天的西方国家，也有不少人向往“毛时代”）。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确实做到了世界各国历史上都不曾有过的，社会财富社会资源大致均衡分配【苏联曾经短暂做到，但只是昙花一现，伴随着官僚系统的腐化堕落，均衡也就没有了。说到这里，顺便说一下，苏联的军事拖垮了经济，这个不假，但是经济垮了并不一定会亡国，经济垮了最多让苏联失去与美国抗衡的能力，但是不会亡国。我就不信91年的苏联其困难程度能比19年更甚，19年的时候挺过来了，没理由91年反而挺不过去。苏联真正挺不过去的原因，我觉得还是领导者已经失去了和人民同甘共苦的决心和意志，而人民也已经对统治者彻底失望。否则的话，采用战时经济体制，严格社会财富分配，出口武器石油天然气（给印度）换取粮食，只要能像我们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那样勒紧腰带，撑过去一年，有乌克兰这个东欧粮仓在，肯定能做到粮食自给，有了粮食就能做到稳定。稳定之后，花十年时间，就算发展不起来轻工业——如果真要发展，肯定能发展起来——也能与当时的中国做到轻重工业互补，这就能让国内的民生环境大大好转。苏联跟中国不同，在外部基本不会遇到威胁（那个国家敢对苏联动武？），只要老百姓满意了，还怕政权不稳固吗？好吧，话题扯远了，所以说，苏联真正亡，其实还是亡在“不均”上，这一点，我们应该注意，避免重蹈覆辙】即使是在某个时期，被扔到牛棚去的那些人，一来是少数，二来即使是他们，在被下放之际，也少有怨言者。（地效看过的某部访谈如是说）
到了邓公时代，有了太祖打下的“均”的基础，就可以求“脱贫致富”了，不过，随着“富”而产生的问题，“不均”也就跟着来了。同样，这里的“富”不单指财富，还包括政治权力公共资源发展机会等等，显然，管子的话应验了，“不均”导致相当部分人对政府产生怨气，一直延续到今。
实际上，邓公似乎早就对这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有所洞见，所以说过这么一句话：“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见，邓公对于自己的政策会产生什么后果是有充足预见的，而同时这话也为后来的执政者执政方向指出了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不是“一部分人富起来”，这个“先”字用得好。“先”之后呢？当然是“剩下的人跟着富起来”，只要以后的执政者不要把这后面半句话执行成“剩下的人一直穷下去”，那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眼下的政府，我觉得他们的任务就是让社会向“富”而“均”的方向发展，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比如地效这种月收不足千元^-^）的关心扶住，限制已经大量占有社会资源的人继续用不正当手段攫取公众利益，让社会财富的分配大致公平。如果真的能做到，中国基本就没有什么好“患”的了。
顺便一说，我觉得这个时间大约在二十到三十年之间，就可以见到成效（如果现在的政府确实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且卓有成效的话）。理由？常公从20年代上台到49年离去，执政大约20-30年，好吧，毫无建树；太祖从49年掌权到76-78年（拨乱反正是78年的事，之前的两年国内政策依然有太祖遗风），执政大约也是30年；邓公76年复出，到97年离去，但是其“韬光养晦，闷声发财”（“改革开放”不过是这八个字中“发财”两个字的手段而已）的政策可以说一直持续到08年，基本也是30年；08年次贷危机后，外部条件基本已经不允许中国再韬光养晦闷声（别人都看着你，怎么韬光？所有人都让你说话的时候，你怎么闷声？），所以邓公的政策除了“发财”，也就是改革开放还在继续之外，其他的已经执行不下去了。要解决“无法韬光养晦闷声”的困境也不难，我觉得解决好内部矛盾（“富”而“不均”）就可以了。
所以如是看来，到2040年前后，我们基本可以完成这个目标（咦？跟社会主义三步走的时间设定差不多诶^-^）
不得不佩服我们的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洞察了社会变革的奥秘。
大家觉得，这种小议论文可不可以算正文，如果放到网站vip文中，收点阅读费应该不过分吧？^-^
以后这种小文还会有，包括地效对“文革”的思考，那个早就酝酿要写一篇大文了——不过那个有可能要占用两三天的时间和篇幅，希望大家不要认为我有偷懒。
好了，话不多说——呃，已经说了很多了-_-|||，那好吧，书归正传）
“呃……同志，我不是什么可疑的人。”魏承恭略微有些郁闷，心说这年头这些红军战士们的警惕性也太高了吧，“你看，我能来到这个指挥部，本来就说明了很多事情，不是吗？而且刚才你应该也看到了，周副主席的爱人，邓大姐也是认识我的。”
“那个女同志是周副主席的爱人？”谭天同志神情稍见缓和，不过并没有完全放下警惕，“等我确定了同志你的身份，再说好了。”
魏承恭无奈，想了想，向谭天道：“谭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