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完电报后，刘一民命令工兵团长任超然、政委李增羽留一个工兵营看管缴获的武器弹药，处理鬼子尸体，配合地方工作队和区政府抓住消灭二十一师团主力的大好时机，迅速掀起河西地区根据地建设热潮，强化民兵和村级政权建设。
主席的回电来的很快，除了祝贺教导师取得全歼日军第二十一师团主力外，还通报了**山东省委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组建部队、积极打击日寇的情况。
看完电报，刘一民马上就想起了山东省委发动起义、组建山东纵队的历史。再一算时间，昨天，就在教导师消灭二十一师团主力、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攻占聊城的前一天，也就是1938年元月26日，在山东徂徕山区，由**山东省委发动的徂徕山起义诞生的光荣部队——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在司令员洪涛、政委黎玉率领下，于寺岭伏击了日军，炸毁日军一辆汽车，消灭10名日军。战果虽然不大，但却是威名赫赫的山东纵队打响的抗日第一枪，以后，这支部队会在革命战争中发展成雄狮劲旅的。
联想到主席一贯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唯物史观，刘一民就觉得这一段时间以来，自己把精力过多地放在了军事斗争上，对发动群众、建立牢固的抗日根据地指导的不够。这样下去，会让主力部队形成一种唯军事观点，时间长了势必会造成重大损失。
自责不已的刘一民马上给张海涛发去电报，要求东进支队行动要迅速，进入鲁中南山区后，一要放手发动群众，二要紧紧依靠山东各级党组织，支持、支援山东省委领导的各抗日部队。
接着，刘一民伏案疾书，以《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坚不可摧的敌后根据地》为题，给各旅、团和冀南、鲁西根据地发去了指示电。
在电报中，刘一民写到：“**什么都不怕，就怕脱离群众。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把我们的政策建立在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为群众谋利益的基础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支持我们，积极主动地为我军提供物资补给，积极主动地参军支前，同我们一起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反之，如果我们的政策脱离了群众，给群众带来了损失，让群众不理解、不支持，我军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再强大的部队也会遭受失败。历史教训已经无情地证实了只讲军事观点不讲群众观点的极大危害，因此，无论是主力部队还是地方部队，无论是党的领导部门还是各支部、党小组，都要把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群众能吃上饭、穿上衣、有地种、有屋住，让根据地的孩子们能上学识字等，作为工作的第一任务。各地、各县、区、村，都要认真执行土改政策，让群众在土改中翻身当家做主人，为我们的抗日战争提供强大的源动力。”
然后，刘一民规定，今后反扫荡作战，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的首要任务是掩护群众安全转移，利用地道、地雷开展地道战、地雷战，全力阻击袭扰敌人。地方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根据地安全，主力部队用于机动作战。各部队都要发扬红军传统，作战训练之余，配合地方政府开展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开展生产。反扫荡作战结束后，根据地各部队、各机关都要实行屯垦，建立自己的农场、养殖场，争取实现自给自足，尽量减轻群众负担。
关于政权建设，刘一民明确要求，待条件好转，根据地村级、区级、县级、行署政权，都必须进行选举。区以上政府组成人员实行“三三制”，其**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员的农民代表占三分之一，非党员的知识分子、工商业代表占三分之一。无论是何种阶层代表，都要按照普遍、民主、平等原则，由选举产生。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均可参加政府工作。各级党组织对政府工作起领导、监督作用。
电报起草好后，罗荣桓仔细斟酌了一下，建议改为第一次指示电，待此次反扫荡作战结束，认真总结后，再予以修改，做更详细部署。
刘一民想想自己的“三三制”与历史上我党的“三三制”在说法上有所不同，是得需要经过实践检验，就点点头，同意罗荣桓的意见。
晚上10点，刘一民、罗荣桓率领主力离开武官寨，连夜渡过运河，沿运河向临清方向疾进。
这个时候的日军将领满脑子都是建功立业的想法，盼望的是多打仗、打胜仗、快升官、升大官，不光是河村董急于收复临清，他手下的大队长们也都是这种想法。
占领聊城后，老鬼子河村董少将一直沉浸在偷袭聊城成功的喜悦中。
此时已经临近春节，但聊城街上空空荡荡的。河村董老鬼子领着一群鬼子军官走在大街上，满街都回荡着皮靴的咔咔声。
走进范筑先将军的司令部，河村董满面笑容，对一群鬼子军官说道：“诸君，我部仰承天皇浩恩，顺利攻克聊城，寺内寿一伯爵已经下令表彰。不过，聊城虽被我军攻占，但周围的支那抵抗势力损失并不大。现在，第二军西尾寿造司令官阁下命令我部迅速向临清方向攻击，与二十一师团在临清会师，彻底扫荡这一地区的抵抗武装。诸君以为如何？”
被偷袭成功刺激得嗷嗷叫的日军军官们一个个立正哈伊。
河村董满意地看了眼军官们，扭头用手绢擤了一把鼻涕，这才说道：“按照西尾